如果消灭请罪前科，你支持还是反对？

全国“两会”召开在即，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、长期从事律师工作的朱征夫表示，今年他将会继续提交关于“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”的提案。

为什么是“继续提交”？

公开资料显示，他于2020年提出《关于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》，建议适时设立和构建覆盖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，既体现了刑事政策轻缓化、人性化司法理念，也反映了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。

他这次重提这一提案，在网友中炸了锅。有的表示支持，有的表示反对，甚至认为但凡支持的都是自己或家人有“前科”的。

虽然这一提案当前存在很大的争议，但个人认为这一提案顺天应人，在法治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当下终将推行！

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顺天应人

朱征夫并非首次有此建言，有此建言的也只他一人。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、刘守民等也曾有过一样的提案。据称，提案产生的背景，都是从民众来信中总结出来的。

对有轻罪犯罪前科的人，到底该不该“一棍子打死”？随着时代发展、社会进步，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目前看，有过刑事处罚的人，在求职上面对的“负面清单”“准入门槛”很多，尤其是“犯罪影响三代”，致使无辜子女亲人受到牵连和歧视。

有人说，犯过罪的人必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，但其本人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罚，为什么还要受到各种限制呢？按照“一人做事一人当”的逻辑，无辜的子女亲人为何要受到牵连呢？

几千年以来，“杀人偿命”是社会和法律的基本准则，但现在已经视情节慎用死刑了，你说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呢？

需要强调的是，消灭轻罪前科，并不是为犯罪者开脱，或变相减轻惩罚力度。每个人诚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该惩罚的也惩罚，应该给他们一个平等的人权。

朱征夫的建言战果累累

公开资料显示，长期从事律师工作的朱征夫建言成功率很高。

2003年，他在全国最早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提案 ，2018年请求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，2013年12月28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《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》，2019年收容教育制度被废除。

2009年，在全国最先提出《关于在刑法中增设“欠薪逃匿罪”》的提案，2011年就被采纳，在现行刑法中设立了“恶意欠薪罪”。

2014年，提出废除嫖宿幼女罪，将相关行为按照强奸罪处罚，2015年8月29日，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，就删除了嫖宿幼女罪。

他的建言之所以屡屡被采纳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，正因为建言质量很高，顺天应人，符合国情民意。

个人认为，他这次重提消灭轻罪前科，必然在社会调研、法理准备等方面，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。

区别对待、设置考验期，是个好办法

有人反对消灭轻罪前科，一个重要原因是感觉不好界定什么是轻罪，会不会出现选择性“消灭”。

个人认为，朱征夫等人既然提出了这个建议，必然在实现路径上做了充分考虑。

比如区别对待问题，犯罪可区分故意与过失、严重与轻微，对轻犯罪前科的情况理应有的放矢。

当然，还可以设置“负面清单”。比如对于参与组织卖淫嫖娼、涉黑涉恶、拐卖妇女儿童、吸食毒品等犯罪，虽然可能存在轻罪，但也必须严格消灭前科。只要经过实践探索，明文规定下来，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选择性“消灭”。

犯了轻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就一定改好了吗？这也不一定，可以设置一个考验期。比如，受制裁后5年内未再犯罪了，可以消除前科。

总之，个人认为，消灭轻罪前科是大势所趋，具体实现路径可以探索，推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

与其空泛地支持还是反对，不如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。#代表建议增设犯轻罪前科消灭制度##头条创作挑战赛#