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作者：{admin 整理} 今年两会，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委员提议，取消“寻衅滋事罪”。该提议响应极大，得到了很多支持。事实上，这已经不是寻衅滋事罪第一次引发如此之大的关注了，自1979年设立以来，寻衅滋事罪就一直是社会争议的焦点 为什么“寻衅滋事罪”受这么多人不待见呢？  刑法一核心原则即为罪刑法定原则，意味只有刑法明确了一种犯罪的定义，并以处以刑罚的手段加以规范，法院才能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，即“法无规定不处罚”。这也是因为刑法涉及到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，所以要严格限制司法机关的公务行为。 而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明确性，但“寻衅滋事罪”中存在着多处定义不明确的情形： “【寻衅滋事罪】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，破坏社会秩序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： （一）随意殴打他人，情节恶劣的； （二）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，情节恶劣的； （三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情节严重的； （四）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。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可以并处罚金。” 其中，“随意”“情节恶劣”“起哄闹事”等并未明确具体标准，定罪的具体要件又表述过于模糊。 什么程度的起哄闹事能被认定为寻衅滋事？是不是人在社会中脾气稍微大了点，动作大了些就涉嫌寻衅滋事了？现实中存在着债权人为了追回自己的合法权利，向债务人施压要求还钱，却反被以“寻衅滋事罪”论处的案例。 且该条款中多处规定又与“故意毁坏财物罪”、“抢夺罪”、“侮辱罪”等多条罪名的构成要件产生了严重的竞合，单单一条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就囊括了其他多条罪名的行为特征。 以上法律规定的缺漏之处，影响了普通民众对该罪的权利义务的预期认知，导致执法机关有了很大的执法空间，产生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可以“选择性”适用执法权的现象。 其实寻衅滋事罪的情况就是新时代的“口袋罪”，其前身就是1979年前的流氓罪，“口袋罪是个筐，什么都可以往里装”。 口袋罪因其定义的不明确性，不仅使司法机关的工作带来困扰，也因其不明确性导致极易被司法机关滥用，执法权得不到限制，执法机关肆意妄为，损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。 需要承认的是，寻衅滋事罪在实践中，类似为惩治其他罪名难以规制的犯罪行为时的“兜底罪名”，如在严肃场合或具有历史意义的场合穿上侵华日军服装时，多适用此罪名。寻衅滋事罪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治危害社会秩序行为的作用，维护了社会稳定。但时代在进步，随着人们法制思维的提高，人权价值的提高，以及该罪名引发的种种不好的社会现象来看，该罪名的弊端同样不容小觑。 为了维护法治精神，保护人们对政府机关的信任和对法律的尊重，但考虑到其“兜底罪名”的性质，笔者认为倒不至于取消寻衅滋事罪，但是应该对该罪采取改进措施，如流氓罪一样对其定义进行拆分。因此笔者也希望该提议能够引起重视。 |
